1 四十年发展历程

1.1 改革开放前10年（1978-1987）

　　我国使用农药的历史悠久，农药工业化生产始于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农药工业经历了初创期（1949-1960），这一时期政府投资兴建了一批农药生产厂，生产的品种以有机氯、有机（无机）磷杀虫剂为主，大宗产品有滴滴涕、六六六、氯化苦、对硫磷、敌百虫、毒杀芬、磷化锌等。此外，这一时期还小规模投产了代森锌、福美双，2,4-滴、萘乙酸等杀菌剂、除草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品种。

　　此后，我国农药工业经历了一个巩固发展期（1961-1983），我国分别在天津、上海、杭州、南通、青岛、淄博、苏州、重庆等建成了一批农药骨干企业，新投产的品种包括乐果、马拉硫磷、久效磷、杀螟硫磷、甲萘威等杀虫剂；杀菌剂抗菌素402、福美胂、稻瘟净、叶枯净等及除草剂燕麦敌。这一时期的亮点出现在70年代，多菌灵和井冈霉素相继投产并很快成为杀菌剂的大吨位品种。此外，这一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前5年，除草剂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得到较快发展，一批除草剂品种如敌稗、除草醚、草甘膦、绿麦隆、西玛津等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如赤霉素、矮壮素、乙烯利等均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在此期间，农药加工技术也得到提升，颗粒剂、胶悬剂、可溶性粉剂、胶囊剂、超低容量喷雾剂等相继研发成功，部分剂型实现产业化。

　　1983年对农药工业是个重要的分水岭。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我国政府决定1983年4月1日起停止生产在农药产量和使用中占比很大的六六六和滴滴涕（两个品种产量最高年份达37.5万吨）。此后几年，为缓解市场压力除花巨资进口一批农药外，集中资金和科研力量，相继投（扩）产了数十个农药品种（包括甲基异柳磷、克百威、胺菊酯、氯氰菊酯、氰戊菊酯、甲霜灵、丁草胺、禾草丹、野麦畏、多效唑、甲哌鎓等），使农药品种与产量在停产六六六和滴滴涕后得到快速增长。截止1987年底，我国生产的农药品种数量已经达到132个，总产量达到15.23万吨（折百，下同），可满足农业生产的基本需要。

　　1983-1987年的5年间，一大批农药品种的投产，不仅改善了我国农药产品的结构，替代了部分进口产品，而且以拟除虫菊酯类、三唑类为代表的高活性、高技术含量产品的投产，标志着我国的农药生产技术有了稳步的提高，特别是氯氰菊酯差向异构定向转位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2 改革开放第二个10年（1988-1997）

　　改革开放第二个10年对于农药工业而言是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期。1988年全行业可生产的农药品种数为139个（其中杀虫杀鼠剂70个、杀菌剂37个、除草剂23个、植物生长调节剂9个），产量17.67万吨。到1997年，可生产的农药品种数为191个（其中杀虫杀鼠剂86个、杀菌剂48个、除草剂40个、植物生长调节剂17个），产量39.5万吨，1988-1997年年均投产品种复合增长率3.2%，产量复合增长率8.3%。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企业数量及生产规模有所提升。

　　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为《农药管理条例》的颁布（1997年），为农药行业的规范化管理提供了法律法规依据。

1.3 1998年-2007年发展历程

　　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工业口农药管理职能转移到国家经贸委（后随机构改革又转到国家发改委）。伴随机构改革释放的政策红利及民营企业家最早察觉到的各行各业的市场信号，以浙江、江苏为代表的民营农药企业发展迅速，企业数量呈现出井喷的态势。

　　1998年农药生产能力77万吨/年，产量40.75万吨；到2007年，产量已达173.1万吨，1998-2007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5.6%。农药产品结构也从1998年的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72.4:9.2:16.3）调整为（34.7:7.9:32.5），除草剂比例大幅上升，完全扭转了杀虫剂一家独大的局面。2007年农药出口金额达到13.25亿美元，同年农药进口金额仅2.15亿美元。

　　由于PIC公约（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及农药在国际贸易中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列入了包括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磷胺等农药，有关部门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从2007年1月9日起，禁止生产和使用上述5种高毒有机磷农药。从而在客观上加速了农药结构调整，使一批高效、低毒、环境友好的农药新品种得以较快地占领市场，为我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提供了较好的物资保障。

1.4 最近10年发展历程（2008-2017）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内4万亿投资拉动，农药行业也开启了历时5年以上的快速飙升阶段。2008年农药产量190.2万吨，到2012年农药产量突破300万吨，达到354.9万吨，此后几年均在高位运行（370万吨左右），受环保督查、安全监管以及宏观经济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影响，2017年产量略有减少，下探至294.1万吨。

　　从营业收入来看，2008年农药行业营业收入1190亿元，2017年达到308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1.1%。随着环保督查及安全监管的持续发力，2018年开始，农药全行业呈现出一货难求、价格飙升的态势。

　　最近10年，农药行业发展的最大亮点以及行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应主要归功于资本市场的推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农药企业（主营农药或包括农药及中间体业务）有35家，在新三板挂牌的农药企业（主营农药或包括农药及中间体业务）27家，这些农药企业绝大多数为最近10年上市的企业，它们从资本市场募集的资金为企业和行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 重大成就

2.1 农药创制从国家行为逐步向企业自主行为转变

　　农药创制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表现，也是支撑农药企业持续发展的利器。1993年1月1日新生效的专利法从保护生产工艺改成保护产品（化合物），在专利期的农药则不能仿制。专利法的修改，从而与国际进一步接轨，客观上要求我国农药研发活动必须由仿制向自主创新过渡。这是我国由农药生产大国走向农药强国的关键一步，也是必由之路。

 　　“九五”计划期间（1996-2000），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联合出资1.5亿元，加上地方或高校配套资金，先后建成了北、南两个农药创制（工程）中心，形成了沈阳化工研究院和南开大学为主的北方中心；以及以江苏、湖南、浙江、上海院所为主的南方中心；共形成了6个农药创制基地。并有选择地支持了一些其他有研发基础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此后“十五”、“十一五”及“十二五”期间，国家都将农药创制、支撑计划列入予以全力或部分支持，部分成果的产业化还获得有关部门的贷款贴息或资金奖励。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支持，极大地激发了研发单位和企业的积极性，农药创制工作出现了扎扎实实、欣欣向荣的局面，开发了一批创制品种和关键技术，培养了一批农药创制的各层级人才。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取得临时登记的农药创制品种近30个，处于“三阶段开发”但尚未获得临时登记证的具有高活性化合物10个（种），还配套开发了10多项新技术。目前在市场上表现良好的创制品种如氟吗啉、烯肟菌酯、烯肟菌胺、丁香菌酯、氰烯菌酯、噻唑锌、氯氟醚菊酯等均是这一时期研发或推进的创制成果。

　　随着国家科研投资体制的变化，2015年起农药创制相关研究内容合并进入“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专项，并且研究内容和国拨经费也很有限。因此，农药创制需要从蹒跚学步开始走向独立选题，自担风险。可喜的是，以中化集团成员单位为主的研发单位和企业，按照国外创新型企业的开发模式，自主开展了相关农药创制工作，通过中间体衍生方法创新、生测手段集成与优化、工程化风险评估以及国际化市场同步开发等环节，取得了较好的创制成果。部分农药企业如苏研农药、新农化工等也积极推进有关创制品种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创制品种的经济效益，以平衡创制风险。

　　通过农药创制主体的转变，使农药行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唯有走创制之路，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能力，实现企业更大的发展。

2.2 农药产品结构趋于合理

　　2010年，我国农药总产量中除草剂、杀虫剂和杀菌剂的比例分别为18.0%、61.3%和10.6%。到2017年农药总产量中除草剂、杀虫剂和杀菌剂的比例分别为39.0%、20.3%和5.8%。这些年，我国农药品种呈现除草剂产量逐年上升，杀菌剂产量平稳，杀虫剂产量逐年下降的格局，这显示出我国农药种类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农药品种结构也得到明显改善。

2.3 产业集中度有所提升

　　我国农药企业有2200多家，其中原药企业超过500家，是全球唯一超过千家农药企业的国家（发达国家农药企业通常在几家或几十家），农药行业小、散、乱的现象依然存在。但随着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农药企业兼并重组加剧，行业集中度正在提高。国内大型的农化企业大多通过兼并重组而来，如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农药业务基本在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内，农化总公司先后兼并了沙隆达、黑龙化工、大成股份、安邦电化、安道麦和先正达，2016年，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的农药销售收入32亿美元左右，如果加上先正达，则达到128亿美元，是名符其实的全球第一大农化公司。

　　中化集团公司：中化集团公司的农药业务是通过兼并江山股份、扬农集团、沈阳化工研究院和浙江省化工研究院逐步发展壮大。2016年，中国中化集团农药业务的合计销售收入10亿美元左右（估计值），位于国内第二位，其销售收入全部来自中国大陆。

　　从农药销售百强企业占全行业营业收入比重看，2010年比例为31.3%， 2016年达到33.2%，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产业集中度有所提高。

3 主要经验

3.1 企业为主的创新才具有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药工业经历品种结构单一、技术落后到品种丰富、结构优化、生产水平大幅提升的变迁过程，形成了包括科研开发、基础原料、专用中间体、原药合成和制剂加工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农业增产丰收、食品安全，乃至全球植物保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药创制过程时间长、难度大，是典型的高投入、高风险活动。新农药的开发成本，主要为筛选新化合物的开发成本+试验检测该化合物的活性及药效成本+工业化开发成本+市场推广成本等。在企业规模小、研发能力弱的时期，国家投入为主十分必要。在此期间，研发费用由企业与高校和研究院（所）分摊，高校和研究院（所）的费用支出，则是靠政府的科研项目支持，这实实在在地为企业节省了一部分研发费用。“九五”~“十二五”期间，国家投入逐渐弱化，企业为主的投入逐渐增加，部分企业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做大做强。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改革开放初期，扬农化工与有关高校和研究院（所）合作，涉足当时门槛极高的拟除虫菊酯类农药领域，其中也经历了行业迷茫、发展缓慢的时期。但企业几代领导班子坚定地认为，研发主体以研究院（所）逐步过渡到企业，才是企业科技进步和发展的关键。为此，扬农化工持续投入，坚持创新，从而开创了我国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事业的新局面。目前，扬农化工是全球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产品最全、生产能力最大生产商，市场份额排名全球第二，创制品种氯氟醚菊酯单品销售额超过2亿元，成为国内农化行业低调做事，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行业标兵。

3.2 夯实非专利农药生产，逐步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从近些年发布的全球农化企业20强榜单可以看出，我国有几家农化企业已连续数年上榜。原因在于，近年来全球主流专利农药保护期纷纷到期，专利农药的市场份额逐步下降，而非专利农药的新兴市场在全球消费总量的比重在不断上升。 农药原药一旦失去专利保护，生产者增加，利润率下降，专利持有企业也会倾向于生产外包、出售业务或放开渠道，以便扩大市场份额，这给非专利农药生产商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国石油和化工产业基础雄厚，产业链健全，从中间体-原药生产的原材料配套优势明显，制剂生产的水平和质量得到很大提升。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和持续研发投入，部分创新品种在国内外市场表现不俗，部分国内领先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持续增加，为我国农药企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4 面临的形势

4.1 新寡头垄断

　　最近几年，几大跨国巨头间的并购整合陆续落下帷幕，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寡头时代的开启。自从2014年富美实收购科麦农以来，行业间的并购整合就没有间断过，显然，并购整合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主旋律。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并购，无疑会在短时间内助力这些超级公司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进一步降低成本费用；提高市场份额，提升行业战略地位及竞争力；并快速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销售渠道、研究设施、专业人才等各类资源。 

　　2017年，中国化工集团率先完成了对先正达的收购；杜邦和陶氏业已于2017年8月底合并；而拜耳对孟山都的收购预计将于2018年完成。随着三起举世瞩目的交易即将落下帷幕，全球农化行业的格局也将迎来颠覆性的变革。本轮并购中主要巨头都力争做大规模，延长服务链，利用自身在基础研究中的优势和渠道及市场优势重新甩开竞争者的追赶，形成新的寡头垄断门槛，牢牢把控着行业价值链的顶端。

　　与此同时，位居第二梯队的富美实收购了杜邦剥离的部分农化业务；巴斯夫则收购了拜耳种子和非选择性除草剂业务的重要部分；纽发姆收购安道麦与先正达一道剥离的欧洲经济区的部分作物保护产品，还收购了富美实剥离的磺酰脲类和双氟磺草胺除草剂业务。

　　伴随着第一、第二梯队的加速整合，处于第三梯队的多数国内公司将重新面临跨国公司业务重组、市场再分配，自己议价能力减弱的窘境。

4.2 成本上升迅速

　　2016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启动新一轮环保督察行动，深刻影响了包括农药在内的众多行业，一时间，停工、停产、倒闭、供应短缺、价格上涨、有价无货、无价无货等充斥着整个市场。对于农药行业而言，环保督察行动造成了其上游企业的原材料、中间体供应短缺，价格飞涨，进而导致农药企业减产，影响了客户订单的完成，而部分依赖我国农药出口的国外企业因为我国客户订单的推迟完成甚至取消，又进一步影响到他们对其客户合同的履行情况。我国作为农药生产和出口大国，受到如此迅猛的环保风暴冲击，部分省市还相继出台沿江整治、园区认定等政策，客观上造成供应链紧张，合规企业环保成本增加，导致产品价格上涨。有人预计，通过这轮行动，为整个农化行业提供原材料的企业将会淘汰掉三分之二。

　　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形是，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新生代的农民工或技术工人更愿意找舒适、流动性高的工作。随着各地基本工资标准的逐步提高，包括农药行业在内的我国各行业用工成本大幅提高，农药企业人员流动性高、用工成本节节攀升成为常态，农药企业主们在经营活动中备受煎熬的日子看来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4.3 农产品价格低迷

　　近年来，尽管在耕地不断减少，人口持续增加，需求明显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农产品价格依然低迷。这部分原因应归结于部分农产品进口量有所增加，平衡了国内需求，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各地盲目发展有关农业发展项目，造成产品同质化与过剩产能并存，销售不畅。此外，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在良种培育、适用技术推广、重大病虫害防治、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网购等环节上有所突破，降低了农产品的生产和营销成本。

　　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业生产面临着比较效益下降、经营成本上升、生产要素外流等挑战，政府也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除逐步增加财政支农资金外，还加快农业政策性金融和政策性保险体系的建设。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众多，文化素质偏低，市场信息不对称，农产品价格低迷发生的概率高。农药行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只有农产品生产的效益上去了，才能支撑包括农药在内的农业生产投入品价格提升。